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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中外学者谈中国深改这五年:量变积累至质变,中国发展到达新阶段

百度 核心层、紧密层、潜力层三个层级的规模分别为200名、800名和2000名,总规模3000名,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结构。

  【环球时报报道 驻美国、埃及、英国、德国特派特约记者 张梦旭 曲翔宇 孙微 青木 记者 白云怡】编者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征程。2019-12-12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国的改革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打击腐败、优化政府职能,到增添经济活力、治理污染,再到提升民众消费能力、编织更牢更密的社会保障网,中国这五年发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服务于人民生活。

  中国的崛起之路一直受到全世界瞩目。在国外学界与商界人士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具有怎样的深刻意义?这五年来,中国取得的哪些成绩尤其受到外界关注?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多位外国学者、商界人士。

  全面深化改革拉开序幕的大背景:

  “量变积累至质变,中国发展到达新阶段”

  环球时报: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在2013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中国领导人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部署、总动员,这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2012年底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层面加快了改革进程。要了解中国改革的程度就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社会、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中国的改革已经超出了纯粹的政治改革范畴,而西方国家对改革有一种狭隘的理解,一般认为只有政治改革才算是改革。

  举例来说,在医疗保健领域,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中国进行了重大而广泛的改革。同时,中国还着力打击贿赂医生和医院吃回扣的腐败行为,并提供更加完善的医疗保健设施和更全面的社会医疗保险。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实施的真正的改革措施。

  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改革或许是实施精准扶贫行动。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动一大批党员投入到精准扶贫行动中,致力于实现到2020年使每个贫困家庭摆脱赤贫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一直在争论如何最好地优化国有企业,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不能够像在浅水区那样进行改革。

  改革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执政的动力和引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336项重大改革举措,仅2014年就完成80项。

  纳赛尔·阿卜杜·阿勒(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教授):2012年,我结束在埃及驻华使馆挂职旅游参赞的近8年生活。我在中国的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正是发生于2010年。我因为推介埃及旅游的工作职责,非常关注当时刚兴起的社交媒体,通过上网及与老百姓聊天,很明显地感受到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老百姓在欣喜于钱包鼓起来的同时,对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一些官员的寻租腐败不满情绪在上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对其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冯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研究员):从外部来看,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大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超过美国的一半,这对西方甚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量变积累至质变,中国的发展到达这样一个新阶段,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征程须迈向更深入、更广泛、更大力度的新台阶。

  从内部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在十八大召开一年之后,此时,新一届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已经初步理清国内的状况,并通过“打虎拍蝇”等反腐措施净化了党内的风气,这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平稳的国内环境。

  令外界印象深刻的深改成就:

  “中国的发展更科学更有持续性”

  环球时报:全面深化改革五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变化?

  罗赛儒(中英商业融合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五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和品牌走向海外,并进行重大的跨境投资。

  改革政策为社会带来了创新和公平竞争,当然挑战仍然存在,但改革背后的政策正在给中国积累财富、创造分配财富的机会。新旧改革之间的区别在于旧的更多地解决了经济的增长,而新的改革更重视嵌入“以人为本”的方法。

  如今,中国正寻求从“世界制造业引擎”的数量驱动型经济转型至以创新为主导的质量驱动型经济。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大大提升了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

  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审慎务实的态度,如今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增强和改善沿线国家民众的生活。

  马特亚斯·霍尔泽格尔(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国际政治学者):这五年里,中国的深刻变化随处可见。对我而言,最大的感受是在中国生活更加方便了,电子支付等诸多新鲜事物引领全世界潮流。此外,中国的环境更好,中国人随着国家正在国际上树立更加负责任的形象而更加自信。

  我认为,中国在近年来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在科技发展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现在,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高于欧盟,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企业在各自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华为公司的5G技术。世界500强企业中有近1/4来自中国。

  与此前相比,中国这些年实施的改革措施目标更加明确,而且有清晰的时间表。内容上更加面向国际,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库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变化是农村土地改革,以及2018年3月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2006年,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经与我在杭州有过一次会面。习近平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时的想法,与今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的公开讲话有许多一致性。习近平当时对我说,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近30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们应该对取得的成就进行谨慎的评估。我们不能够高估自己,更不能够沉迷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当中。中国要不断追寻下一个更高的目标,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和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最终繁荣的必由之路。经济增长不能忽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阿勒:过去五年,我感到习近平主席在经济发展、反腐等领域带领中国取得的成绩,在埃及政界获得很高认同。不少政府部门找到我,希望能够向中国同行取经,与中国共同进步。

  据我了解,埃及方面一直在关注中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展,并在中国做出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重大决定后,希望能学习有关经验。埃及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一直同中方相关部门保持沟通与合作。

  中国的军队改革及反腐败行动立竿见影,成效卓著。埃及政府2017年曾参照中国的做法,查办了两名部长级的贪腐“大老虎”,在短时间内大幅改善军队风气。去年,埃及内阁下设机构行政管理署又掀起地方政府反腐高潮,法办包括旧开罗区区长在内的一众地市级官员,很好地净化了地方政治环境。

  冯钺: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改革成果最突出的特点是民生改善、民众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增强。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但这也使得许多问题日渐暴露出来,比如老百姓最关心的医疗难、环境差等问题,还有贫富差距扩大。这五年间的改革正是更多在这些领域发力,让老百姓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对自己的生活与国家的崛起更有信心,也让中国的发展更科学更有持续性。其实,这就是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未来备受期待:

  “‘一带一路’倡议能带来更多朋友”

  环球时报您对中国接下来的改革有着怎样的期待?

  库恩:我期待中国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推动改革,取得显著成绩:首先是农村土地改革;其次是推进国有企业所有权、董事会制度和经营权的改革;第三是推进医疗改革,提高医疗系统效率;最后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以科研成就论英雄,推进任人唯贤,而不是基于官僚主义和资历。我认为,中国能否在本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四个领域的改革很关键。

  罗赛儒:鉴于内部与外部都面临挑战,我认为需要更好的监管环境,对金融市场有更完善的治理。引入更多“法治”将是改革的一部分。

  我看到中国正更多地向外国公司推行友好政策,更多地向外企和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品牌走向全球将成为常态。“和平崛起”是中国的目标,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优质产品。与此同时,中国的老年人将受益于技术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逐渐普及。

  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能为中国带来更多朋友。在英国,我们也正努力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例如我近期正在参与指导一批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生组织一场牛津中英国际论坛。通过类似活动,我相信会有更多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冯钺:接下来,中国将更加注重激发体制内的活力,加强干部干事创业的干劲儿,防治领导干部不敢承担责任、懒政怠政的现象。如何既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也同时自我加压,激发释放更多积极性与创造力,将是摆在中共和中国面前的一个重要挑战。

  阿勒:习近平主席曾说,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非常同意他的说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学界有个流行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埃及跟人们熟知的拉美国家一样,不幸地跌入了这个陷阱。基于我们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创新很重要。只要找到提高竞争力、创新能力的增长点,相关问题就会得到缓解。而在提高创新能力的问题上,改善教育水平是关键所在。同时,中国仍应重视产业政策的杠杆作用,但宏观调节应更加精细化。

  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意义深刻。延续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的反腐高压态势,形成长效机制,不仅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更能打消很多人通过权力寻租挣快钱的想法,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责编:刘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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